曾和你一起过圣诞的人，现在怎么样了？曾经的朋友 曾经在一起的人

今日圣诞，预示着2018年即将过去。读书君的朋友圈里纷纷晒出了自己的“2018年总结”。这一年，是否也有什么人和事给你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呢？可以在后台留言告诉我们哦。

每年一到这时候，看城市火树银花，到处都是浓浓的圣诞气息，脑中关于圣诞的记忆就会自动点亮。某个恍惚的瞬间，你是否会想一想，曾陪你一起过圣诞的那些人，还在你身边吗？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？

下面的三篇文章，来自青年作家郑执、词人林夕和美国作家卡波特。和我们一样，他们的记忆中有美好，也有遗憾。但无论如何，过去的时光永不复现，我们只能跌跌撞撞，收藏那些美好如握紧手中的硬币，跨入2019年的门槛。

北方没有圣诞节

文| 郑执

五年前的圣诞节，我在香港吃了一顿免费的圣诞晚餐，拜朋友亨利所赐。我们原本不熟，后来却因为在同届毕业生里成为最后两个找工作困难户而结缘。工作没着落的半年里，我们整天为钱犯愁。 亨利鸡贼，每次逛商场时都去豪车店或珠宝店里逛，问东问西装大款，店员就会留下电话资料，逢年过节邀请客户参加免费沙龙或party，总能接到电话，还可带人同行，那年圣诞带的是我。当晚我们喝了不少免费香槟，喝多了凑钱打车回到亨利家又饿了，煮了包速冻饺子配劣质红酒。亨利跟我都是北方人，饺子吃不腻。亨利说，自己小时候从来不过洋节，印象中不管什么节日都得吃饺子，他理解的过节，就是有人陪你吃饺子。 那不久后，我找到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，一年后的圣诞节，公司聚餐，香港人过圣诞的氛围浓，我像个外人，不好舔脸放开吃，回家又煮了袋速冻饺子。从那以后，每年圣诞节我都吃饺子。日子过得不好，联络越来越少，亨利具体哪年离开的香港我都不知道。 有人给亨利算命，说他最适合呆在四面环水的国度，后来亨利去了菲律宾。有一次，收到他醉酒发的微信：“我猜你应该在北方。”那时我刚刚搬到北京。但是他自己再也没回到北方。三个月以前，他骑摩托车出了车祸，人生最后一张照片定格在朋友圈。又快到圣诞节了，一个我从来不过的洋节。距家两公里外的商场巨幕里每晚都有麋鹿拉着圣诞老人狂奔，而我就在北方，盼一场雪的愿望被雾霾驱散，不敢出门，外卖叫来一包速冻饺子备好。过节必须吃饺子，不管什么节都好。曾有朋友问过我，过节为什么不能想点开心事？我无言以对。团聚本来就是一种形式，用来缅怀再也无法归来的人的形式。 今年圣诞，我猜亨利应该也在北方。而我会在家煮饺子，毫无悬念。

原发“ONE·一个”，作者授权转载

 那年圣诞，我像一个坏人

文| 林夕

盘点历年圣诞除夕新年如何度过，没什么意思；因为有意思的事情，不一定就那么巧合，在节日里发生。但节日也像金钱一样，挚交以至伴侣之间，重点不是金钱，但钱字却往往是一面你最不想看到的照妖镜，或是照见人性善良面目的湖水。再不重视节日，节日却总定时向你做出民情报告。

有年人在内地，过几天就是圣诞，再过几天又有工作，就索性留在那里更省事。同行的人都有家累，有义务要回港交人，为与他们没有什么瓜葛的主耶稣庆生。我坚持一动不如一静，一个人留在那里，花了许多唇舌才说服他们，准我留下来吧。

我留下来，当地一个朋友非常热情，一定要陪我过圣诞，但是要先去参加朋友的聚会，然后可以早退，回来与我吃饭。我又花费了好多唇舌，表示没关系，我不愿意让对方一脚踏两条船。对我来说，身在曹营与人周旋，心却牵系着另一个地方、什么时候赶赴另一场约会，是自找烦恼。可是，明显对方很习惯而且颇享受赶场子的乐趣，所以比我更坚持。于是只好等，我不怕等待，如果能说得准一个时间，哪怕再长，也还有大把事情可做。偏偏像这等情况，大家也只能大约在几点，大约是最令人忐忑的，虽然那个人不是谁，又因为那个不是谁，所以更不值得。

我打开随身带来的一本小说，看得津津有味，然后，心里萌生了一个歹念：千万，千万别那么早回来，我正乐在其中，别腰斩我的乐趣，等一下实在难以分神，从小说一下子跳回现实。不久，肚子有点饿，于是我就随便点了酒店一碗牛肉面吃。刚吃着，那人刚好赶上，见我在吃面，更一脸内疚，看得我也内疚起来。那人说，圣诞该吃圣诞餐噢，我说，酒店菜单里的确有这套餐，不过我更爱吃牛肉面，圣诞快乐，不是应该快快乐乐地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吗？那人坚持要再点一个标准的圣诞餐，但是他又已经在别处吃撑了。

这二人圣诞集会的结果是，那人看着我勉强把圣诞餐吃掉，为了不辜负他的盛情，我得很用力地吃给他看，表情非常生动。正当我有点担心，吃完之后，我的小说还如何能继续，谁知，那人却已无声无息地在电视声浪中睡着了。他醒来之后，也实在太疲乏了，没聊到几句，就互祝一声，打道回府。我有点惭愧地偷偷松了一口气，没想到，这惭愧之心，却在那人走后，影响到我连小说也看不下去，因为我自觉好像在嫌弃人家真心的热情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像一个坏人。

如果不是为过节而过节，我们大可悠闲地吃顿饭，谈谈天，最终，热情却成为彼此的牵累，何必。从那以后，稍微有点勉强的聚会，安排有点需要费心思的所谓节目，我都一概放弃，节日让我学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选自《任我行》，林夕著

 圣诞节忆旧（节选） 

文| [美] 杜鲁门·卡波特译| 潘帕

想象一下十一月底的一个早晨。二十多年前冬天来临的一个早晨。设想边远小镇上一座四散延伸的老房子里的厨房。黑色的大火炉是这个厨房的一大标志，但厨房里还有张大圆桌，壁炉前放着两把摇椅。今天壁炉发出季节到来的呼叫。

一个白头发剪得很短的妇人站在厨房的窗前。网球鞋，夏天穿的印花布裙外罩一件不成形的灰毛衣。她个头很小，精神饱满，像只矮脚母鸡；但由于小时候的一场病，她的肩膀有点佝偻，怪可怜的。她的脸很独特——和林肯的脸不无相像，一样因风吹日晒而略显粗糙，但很精致，骨肉停匀；眼睛像雪利酒一样的色泽，怯生生的。“哦，老天，”她大声说，呵出来的气烟雾般弥漫在窗玻璃上，“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。”

她对谁说话呢？我。那时我七岁，她六十多了。我们是表亲，很远的表亲。从我记事起，我们俩就住在一起。房子里住着别的人，就是一些亲戚。他们有权对我们发号施令，还常常把我们弄哭，但大体上我们俩不太在意他们。我们是彼此最要好的朋友。她叫我“巴迪”，为了纪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。那个巴迪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死了，当时她还是个孩子呢。她现在也还是个孩子。

“我没起床就知道，”她从窗边转过来，眼中闪动着兴奋，意味深长。“教堂的铃声又冷冽又清楚。鸟儿也不唱了，它们都飞到暖和的地方去了。肯定是的。哎，巴迪，别吃饼干了，去推我们的小推车。帮我把帽子找出来。我们要烤三十个水果蛋糕呢。”

一直都是这样：十一月一个早晨到来，我的朋友仿佛代表官方，宣布这年圣诞季的到来。对节日的想象使她精神振奋，心中的火焰因为圣诞季来了而燃烧：“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！去推我们的小推车。帮我把帽子找出来。”

……

圣诞节前一天的下午，我们搜刮出一分钱，去肉店买送给奎尼的礼物，老传统：一块尚有余肉可咬的牛骨头。用彩纸包起来，高高地挂在圣诞树顶上那颗银星边。奎尼知道它在那儿，馋得坐在树下呆望着，到该睡了都不肯走。其实我和她一样兴奋。我踢掉被子，玩转枕头，像在大热天似的。不知哪里一只公鸡叫了：假情报，太阳还在地球那一头呢。

“巴迪，你醒着吗？”我的朋友在她的房间里叫唤我，就在我隔壁。一会儿，她手握一只蜡烛坐在我的床边了。“哎，我根本睡不着觉，”她说，“我的心像兔子一样乱跳。巴迪，你说罗斯福夫人会在晚餐时端上我们的水果蛋糕吗？”我们俩在床上挤成一团，她在我的手心里写“我爱你”。“你的手比以前大了。我想我大概不愿你长大。你长大了以后，我们还能继续当朋友吗？”我说我们永远是朋友。“但是我觉得很难过，巴迪。我多希望能给你辆自行车。我差点卖掉爸爸给我的那块浮雕宝石。巴迪——”她迟疑了一下，似乎有点难为情，“我又给你做了只风筝。”

我也承认我也给她做了风筝，于是我们大笑起来。蜡烛烧得太短了，手没法握住，渐渐地熄灭了。只有星光闪烁，星星在窗上打圈，仿佛在唱圣诞颂歌，很慢很慢地天亮了，静下来了。我们大概都迷迷糊糊睡了，但晨曦像冷水泼到身上一样把我们叫醒了。我们起床，睁大眼睛，四处游荡等家里别的人醒来。我的朋友故意失手让水壶掉到地上；我在紧闭的门前大跳踢踏舞。房子里的人一个个都出来了，脸上的表情像是要把我们俩都宰了；但他们不能，因为是圣诞节嘛。首先是丰盛的早餐：你所能想到的都有——从煎饼到炸花鼠，从玉米片条到蜂蜜。人人都吃得心满意足，除了我和我的朋友。说实话，我们实在是等不及想去看我们的礼物了，几乎一口饭都没吃。

唉，我很失望。谁能不失望呢？几双袜子，主日学校的衬衫，几块手帕，别人穿不下了给我的毛衣，一份针对儿童的宗教杂志一年的订阅，叫小牧羊人。真叫我生气，真的。

我的朋友的收获比我好。一包萨摩蜜橘，这是她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了。她最引以为傲的是一条白羊毛围巾，她已婚的妹妹织的。但她说她最喜欢我给她做的风筝。确实满漂亮的，虽然没有她给我做的那只好看。她给我做的风筝是蓝色的，点缀着金色和绿色的星星，那些星星用来表彰表现良好的孩子，上面还写着我的名字“巴迪”。

“巴迪，起风了。”

起风了，我们不做别的，就是跑到房子后那片草地上，奎尼一溜烟跑去埋肉骨头（一年之后，奎尼自己也要被埋到这里来了）。我们在齐腰的长势很好的草中穿梭，放飞风筝，手心感到它们的拉扯，仿佛它们是天上的鱼，悠游在风中。太阳晒得我们暖洋洋的，心满意足，躺在草丛中，剥橘子吃，看着风筝在天上摇曳。一瞬间，我忘记了袜子和别人穿过给我的毛衣。我高兴得好像我们中了咖啡取名大赛的五千块奖金。

“天啊，我多傻啊！”我的朋友大叫起来，像个忘记烤箱里在烤饼干的主妇一样，突然警觉起来。“你知道我常常怎么想吗？”她的语气好像发现什么，朝着远处微笑，没看我。“我一直以为，一个人要生病，临终了才会看见上帝。我以前想，上帝来了，就像是看着浸礼会教堂的窗玻璃一样：阳光照耀下，五彩缤纷，光彩夺目得你忘记会天黑。很舒服的感觉：设想那光亮带走恐惧。但现在我觉得那压根儿不会发生。我觉得上帝早已显灵，不是到了人要死了才那样。就是那样”——她的手在空中划了个圈，把云朵，风筝，草地，还有在刨土埋骨头的奎尼都划进去——“就是那样，我们平时看到的一切，上帝都显灵其中。对我来说，我今天看到这一切，可以满足地离开这个世界了。”

这是我们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。

生活把我们分开了。那些无所不知的人认为我该去上军校。这样，我进了一个接一个军号作响的监狱，无情的起床号响个不停的夏令营。我也有了新家。但那不算数。我的朋友在哪里，哪里才是我的家，而我再也没回去过。

她还是待在那里，在厨房里度过时光。孑然一身，有奎尼做伴。不久就只剩她自己一个人。（“亲爱的巴迪，”她潦草的字迹写道，“昨天，吉姆梅西的马踢伤了奎尼，伤得很重。谢天谢地，她没有太痛苦。我把她包在一张条纹床单里，用推车推到辛普森家的草地上；在那里，她可以和那些肉骨头在一起……”）。

接下去那些年的十一月，她还是做水果蛋糕，就她一个人。没有以前做的那么多了，但也不少：不用说，她总是把“最好的那个”寄给我。

同样，每封信里她都放一枚一毛钱硬币，用卫生纸包得好好的：“去看电影，回头写信告诉我故事情节。”但渐渐地，她在信中把我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死去的那个巴迪混淆起来；每个月不仅仅是十三号那天，她在床上起不来了：在十一月的某个早晨，一个树枝光秃秃，鸟儿不再鸣叫的早晨，她再也无法起床，大声宣布：“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！”

这事发生时，我就知道了。通知我的信只是证实了我的感觉。某种隐秘的情绪使我早早感知到了；同时，我生命中无法被取代的一部分被切断了，就像断线那头的风筝一样。所以，那年十二月的那个早晨，走过校园时，我一直看着天空，眼睛不断搜寻着，仿佛期待看到心像两只断线的风筝一样，向天堂飞去。

选自《圣诞节忆旧》，译林出版社出版